專家解讀：周恩來與陳云工作作風和行政特色異同【6】

　　三、周恩來與陳云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差異

　　（一）正確的主張被誤解時的處理方式不同

　　周恩來一般是先承認下來，接受批評，不做辯解，待以后實踐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有時他還做些必要的妥協。而陳云常常要對自己的正確主張做出解釋，他有一句名言，叫做“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20］他認為：凡是正確的，就堅持和發展；如果發現了缺點錯誤，就立即彌補和改正。如果“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見，黨組織應該允許，這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好現象”［3］(p��206)。

　　周恩來和陳云都曾被迫就反冒進問題做檢查，但在“大躍進”中，陳云仍根據經濟發展形勢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議。1958年下半年，鋼、煤、糧、棉四大指標層層加碼，陳云認為不切實際，不要對外公布指標。他建議胡喬木向毛澤東轉告自己的觀點，胡喬木不敢去。后來他決定親自向毛澤東直抒己見。他把運輸、煤炭、礦山、電力等問題一個一個擺出來，建議把鋼產量降到1600萬噸。陳云這種敢于堅持真理的精神受到毛澤東的贊揚。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認為對1959年經濟指標問題“陳云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態度”，并稱贊說：“他這個人是很勇敢的，犯錯誤勇敢，堅持真理也勇敢。”［2］(p��13)

　　（二）思考問題的側重點和特長存在差異

　　周恩來和陳云同是新中國第一代領導核心的重要成員和杰出的政治家，但他們的行政管理范圍和思考問題的側重點不盡相同。周恩來擔任總理長達26年，總管國防、外交、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一切重大事務，負責國家長遠發展和各項建設的長期規劃，他要思考如何處理好國家的經濟建設、政權建設與政治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新中國各項事業協調發展等一系列國家重大戰略發展問題。相比較而言，陳云領導和負責的工作范圍偏重經濟領域和黨的組織建設，尤其對財經工作很有專長。周恩來的行政管理和思考問題的側重點更宏觀一些，陳云則略微觀一些。

　　由于分工不同，加之個人經歷不同，周恩來和陳云的特長也不盡相同。周恩來善于處理復雜的國際問題，是世界公認的杰出的外交家，堪稱中國外交第一人。陳云善于處理復雜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的財政、金融、農工商業的發展問題，是中國首屈一指的財經專家。“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全國財經工作，在財經管理方面凸顯出領導才能。1959年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在去長沙的火車上對王任重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云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21］這是毛澤東對陳云的中肯評價。

　　（三）領導風格的差異

　　從領導風格和個人性格上看，周恩來和陳云既有相同之處，也存在著差異。他們的共同之處是皆恬淡、溫和，待人和藹可親，溫文爾雅，作風民主。不同之處在于周恩來性格樂觀、豁達，思維敏捷，視野宏偉，始終在一線工作。其領導風格是外柔內剛，以柔克剛。他善于求同存異，協調各方，廣交朋友；善于宣傳鼓動工作，能言善辯，感染力強。陳云則善于做幕后英雄，默默無聞地為黨和人民勤奮工作。他善于思考，思想敏銳，但不愿意過多地出頭露面；他對中國國情認識深刻，對國民經濟發展深思熟慮。然而由于身體原因（包括性格因素），他較少參加公開的社會活動，特別是在晚年，外國學者評論說：陳云盡可能不在公開場合露面。避免會見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他在幕后施加影響。他“在行動上謹慎，在不公開的會議上自由地闡述自己的思想，即使不同意也會堅決遵守黨的決定，從不搞試圖改變黨的決定的非法活動”［22］。

　　周恩來和陳云領導風格的差異與他們的性格有關。總體看來，周恩來是一個綜合性但略偏向于外向型性格的領導人，而陳云基本上是一個內向型性格的領導人。這兩種性格的人一起工作往往能很好地合作互補，相輔相成，周恩來與陳云在工作中的密切合作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四）決策方式的差異

　　周恩來與陳云在決策中都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決策方式上略有差異。周恩來曾專門寫過《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一文，精辟地論述了決策制定中應掌握四個步驟：“首先，要估計環境及其變動，并找出此地此時的特點。次之，要依此與黨的總任務聯系起來，確定一時期的任務和方針。再次，要依此方針，規定當前適當的口號和策略。又次，然后據此定出合乎實際的計劃和指示。”［5］(p��129)周恩來把決策制定與轉換過程分解為四個基本環節，并形成環環相連的順序。他認為抓好了這四個環節，使決策制定過程建立在調查研究與緊密聯系黨的原則的基礎上，才能形成正確的決策。陳云的決策方式主要體現在他提出的15字箴言的后6個字中，即“交換、比較、反復”，這是陳云在長期工作中總結出的一種科學的決策方法。陳云教導各級干部在進行決策時不能只有一個方案，而是要盡可能地把一切可以提出的方案都提出來，進行比較，決策過程中可以有反復，要進行縱橫比較，不斷總結經驗，隨時糾正偏差。

　　周恩來和陳云的決策方式并不矛盾，區別主要是他們思考決策方式的視角不同。周恩來是從決策制定過程的角度探討的，目的在于啟發一個領導者如何將黨的總任務適時轉化為一定時期內可供執行的決策，并要求一個領導者必須掌握決策制定過程中的基本環節。陳云思考的角度是如何根據形勢發展對已經做出的決策進行完善、修改和貫徹落實。雖然他們思考的角度不同，但其精辟觀點和方法對行政決策和行政管理理論皆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周恩來和陳云的行政方式與領導風格各有所長，相輔相成，互相影響，互為補充。他們的合作共識，有利于糾正當年極“左”的錯誤，保證國家政治經濟穩步發展，成為新中國各項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們的優秀工作作風和行政管理特色對我們今天政治體制的改革、政府作風的轉變、現代領導科學體系的完善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繼承和發揚周恩來、陳云所倡導和堅持的實事求是、密切聯系群眾、艱苦奮斗、勤政廉潔的優良作風，學習和借鑒他們勤政敬業、任勞任怨、謹慎細致、舉輕若重、心系群眾、深入基層、堅持原則、嚴格管理的優秀行政風格和特色，對新時期新形勢下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和國家各項事業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 參 引 文 獻 ］

　　［1］《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頁。

　　［2］ 《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頁。

　　［3］ 《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4頁。

　　［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5頁。

　　［5］ 《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頁。

　　［6］ 曹應旺：《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頁。

　　［7］ 陳揚勇：《走出西花廳——周恩來視察全國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頁。

　　［8］ 朱佳木：《陳云同志心系群眾二三事》，《國風》2005年第5期。

　　［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頁。

　　［10］ 《緬懷陳云》，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頁。

　　［11］ 張金才：《陳云四次代理國務院總理始末》，《黨史博采》2009年第3期。

　　［12］ 朱佳木：《陳云同志的風格》，當代中國研究所網站，www�眎ccs�眂n/contents/308/8474�県tml。

　　［13］ 《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頁。

　　［14］ 《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6頁。

　　［15］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78頁。

　　［16］ 鄒研：《周恩來和他的衛士們》，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頁。

　　［17］ 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頁。

　　［18］ 秦仲達：《傾心化肥為農業，唯實求是堪楷模》，《中國化工報》1995年4月19日。

　　［19］ 《不盡的思念》，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400頁。

　　［20］ 薄一波：《我對陳云同志的思念》，《人民日報》2005年6月15日。

　　［21］ 《王任重文集》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頁。

　　［22］ 〔美〕大衛·Ｍ·貝奇曼著，孫業禮等譯：《陳云》，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