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周恩來在"苦海"中艱難抗爭【2】

　　當大串連的狂潮涌來時，周恩來組織起草了兩個限制性文件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全國各地學生可以免費乘車去北京大“鬧”一場。

　　8月16日，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在外地來京串連的學生大會上對學生的串連行動公開作了肯定和贊揚。他說：“你們不怕大風大雨，到無產階級革命首都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你們的行動很好。”8月18日，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在天安門對來京串連的全國各地紅衛兵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敢闖、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要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徹底打垮、打垮”。

　　陳伯達、林彪的講話，無疑是號召全國紅衛兵大串連的總動員令。此后，紅衛兵運動風起云涌，全國各地的學生紛紛離開學校，開始了“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大串連。據不完全統計，1966年8月份，僅到北京大學串連的外地師生就有萬人次。

　　紅衛兵大串連的狂潮，給本來就嚴重不足的交通運輸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和困難，有限的交通工具無法滿足客運量的突然猛增。嚴重的超載使運輸工具和運輸秩序遭到嚴重破壞，火車車廂的底盤彈簧被壓壞，列車不能按時運行。更為嚴重的是，一些鐵路交通管理部門的職工也外出串連，停業鬧革命。全國鐵路交通一片混亂，嚴重影響到國家的生產建設，一些工礦企業因得不到必需的原材料供應而不得不停工。

　　對此，周恩來深為焦慮。他擔心大串連這樣發展下去，會導致鐵路交通的停斷。而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會隨之癱瘓。基于這種考慮，周恩來試圖制定一些規定，對運動作某些限制。

　　8月下旬，周恩來指示陶鑄組織人起草了1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鐵路樞紐和站段、港務局和碼頭等交通運輸管理部門列為國家“要害部門”，強調對這些部門“必須進行堅決保護”，革命群眾不應沖擊這些要害部門，對不聽勸阻者，應依法處理。通知稿擬出來后，周恩來批示送有關人核閱后立即發下去。

　　通知稿傳到江青手中。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討論一下。結果，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討論”中被壓下了。

　　9月初，周恩來又親自起草了《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其中在紅衛兵串連問題上，強調要保障黨和國家的要害部門的工作不受影響，“要保證交通運輸機構照常運行，不受阻撓”，紅衛兵不要到這些部門去串連，“要保障廠礦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不受影響”，“生產不致停頓”。《意見》還強調，必須向廣大紅衛兵講清楚這些政策。9月3日，周恩來對《意見》作了最后定稿，立即召集政治局碰頭會討論通過。

　　會上，陶鑄、陳毅等大多數人對《意見》表示贊同，認為在當前形勢下對紅衛兵講清楚具體政策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但是，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卻有恃無恐地否定了《意見》。康生說：這10個問題（注：《意見》一共包括十個方面的具體政策）需不需要講？我看不需要講。這個文件如果發下去，就有“包辦”、“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險。

　　戚本禹說：發通知，把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對立起來，有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危險。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對，周恩來親自起草的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在欲以正式文件試圖對運動進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為了維護起碼的鐵路交通，保證最低限度的生產建設物資運輸任務的完成，周恩來又通過有關具體負責同志在具體工作中貫徹他的一些意圖。他找到當時調任國務院協助他抓經濟建設口子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們花大力氣精心編制鐵路運輸計劃明細表，并對他們指示說：“無論多么困難，都要妥善處理好學生串連與生產建設的關系。首先，必須安排好維持生產建設所必需的貨運量，然后，安排好客運計劃，在客運計劃中留有一定余力，以應付學生串連之需。總之，無論如何不能讓生產受到影響。”他還憂心忡忡地說：“多拉一些學生是有困難，但我更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鐵路是國民經濟和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癱瘓了。”“你們可得幫我把住國民經濟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么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還能鬧什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