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被批斗后周恩來發怒：這是給國家抹黑【2】

　　圖為齊心（左）與習仲勛

　　毛澤東夸贊習仲勛，“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西北地區幅員遼闊，但是政治復雜，經濟落后。習仲勛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團結基礎上采取“穩進慎重”方針進行。“爭取各民族上層人士，爭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發動，不可顛倒過來。”這是習仲勛當時解決民族矛盾的方式。新中國成立前后，在青海，大小叛亂很多。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歸順中央政府，便是習仲勛在西北地區解決眾多民族問題中一個重要貢獻。

　　青海省地處黃河上游兩岸，地勢險要，林深山高，住著昂拉部落，實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項謙任千戶職位，是青海有名的千戶，游移不定，反復無常。藏族人民對共產黨和解放區還不了解，項謙更是心存疑慮。青海軍閥馬步芳部發動叛亂，被人民解放軍剿滅。平叛之后，殘余叛亂分子拉攏項謙叛亂，讓他出任“反共救國軍”第二軍軍長。習仲勛認為，如何正確解決昂拉叛亂，不僅對解放昂拉藏族同胞關系重大，而且對于共產黨在青海工作關系極大，甚至對甘、川、康藏區，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響，因此要求必須堅持在充分軍事準備基礎上以政治爭取為主的方針，采取十分慎重的態度，首先要用和平方式解決；對于項謙必須采取反復爭取，實行特別寬大政策。習仲勛不是單純考慮項謙個人問題，而是從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出發，團結包括藏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

　　習仲勛給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打電話，認為決不能采取武力。為了和平解決問題，習仲勛前后數十次派人爭取項謙。項謙一度歸順，不久又反叛。受習仲勛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后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去做項謙的工作，最終使項謙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誠，此后再未反叛。項謙后來陸續擔任了青海尖扎縣人民政府縣長、黃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長。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向毛澤東匯報了這一事情的前前后后。毛澤東十分贊賞，稱贊道：“諸葛亮有個七擒七放，我們還多，我們來個十擒十放。”后來，毛澤東見到了習仲勛，開玩笑地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1951年春，新疆以烏斯滿為首的叛匪殘余勢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處搶劫，破壞民族團結，情況相當嚴重。加上新疆工作中出現了“左”的做法，使問題更加復雜。引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嚴重關切。在提出西北土改問題時，中央和西北局特別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緩行，即現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區黨委不但拒不執行這項重要決定，反而提前進行土改，抓了一些當地少數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一時局面混亂，并出現逃亡浪潮。西北局嚴令新疆區黨委停止這種做法并上報中央。毛澤東對此非常生氣，將新疆區黨委負責人召到北京，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責令他們改正錯誤并改組區黨委。

　　1952年7月，奉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命令，習仲勛親赴新疆解決民族糾紛事件，穩定了新疆政治形勢。除撤換區黨委主要負責人外，毛澤東還兩次交待習仲勛要將另一位負責人開除出黨，措辭嚴厲。當時習仲勛對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處理，未將此人開除出黨，最后只以暫時降級使用了事。曾任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的李瑞環同志曾講過這樣一句話：“李維漢和習仲勛同志關于民族統戰工作方面的講話和著作，是我們當今民族統戰工作的法寶。”

　　文藝工作者的貼心人

　　1951年秋，毛澤東準備讓習仲勛擔任中宣部部長，他在同胡喬木、林默涵兩位同志談話時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勛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1952年初，毛澤東在與薄一波談話時問道：“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志怎么樣?”薄一波的回答是：“年青有為。”在延安時，他就聽到過毛澤東以此語贊譽過習仲勛。毛澤東說：“如今已經‘爐火純青’。”

　　擔任中宣部部長前，習仲勛曾真心實意地向毛澤東反映，按照他的經歷和水平，難以擔當起領導全國宣傳文教的重任。毛澤東打了個比方：“蛇，看起來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應手，關鍵在于真正謙虛地摸到事物的客觀規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1952年9月，習仲勛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在1953年3月第一屆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上，習仲勛發表了長篇講話，在文學藝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受到作家藝術家們的交口稱贊。

　　習仲勛是一位內行的文藝領導者。他認為，一些作家進城幾年不出作品，作家有責任，但是黨的領導也有責任，領導應為作家創造條件到群眾中去。為給文藝工作者創造一個良好的創作環境，習仲勛認為，對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場觀點上的錯誤，不能完全否定。即便是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也要耐心幫助，而不是亂上綱上線，扣大帽子，要善于引導作家前進，要鼓勵作家的旺盛士氣，要激發作家的創作熱情。

　　習仲勛對于文藝工作的關心和支持可以追溯到主政西北局的時候。1947年4月5日，西北局召開陜甘寧邊區文藝工作者座談會。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到會講話，他號召文藝工作者配合西北人民解放軍，槍桿子到哪里，筆桿子就到哪里，動員廣大人民為反蔣（介石）、胡（宗南），反封建而斗爭。習仲勛關心文藝工作者的實際困難，為他們排憂解難。同年l0月，著名豫劇演員常香玉在西安組建香玉劇社，自任社長。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后，全國上下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正義戰爭的捐獻熱潮。朝鮮戰場傳來消息，我軍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敵機的喪心病狂的狂轟濫炸，全連戰士壯烈犧牲，陣地失守，常香玉聽到廣播后悲憤難眠。翌日清晨，她把丈夫陳憲章拉起來說：“憲章，朝鮮戰場上志愿軍打得很艱難，咱能不能為他們做點事？”陳憲章理解她的心情：“咱倆用義演的辦法為志愿軍捐一架飛機吧！”不久，習仲勛知道了這件事，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愛國熱情，他指示說：“就用‘香玉劇社’號戰斗機的名義進行捐獻演出吧！”為了幫助常香玉搞好義演，習仲勛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馬運昌、毛云霄、荊樺三位干部協助劇社從事捐獻演出工作。對在建國后“左”的路線中受到打擊、經歷坎坷的丁玲、胡風等作家，習仲勛也給予了很大的關心。丁玲和胡風去世后，因為悼詞問題，家屬和有關方面存在分歧，習仲勛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肯定了他們的歷史貢獻，使得追悼會順利召開。

　　1953年9月后，習仲勛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他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習仲勛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習仲勛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條例，為規范國家機關活動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