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謙虛之道：自稱不是帥才，甘當第三把手【6】

　　原標題：毛澤東揭周恩來"政治弱點":一半"虎氣" 一半"猴氣"

　　周恩來逝世后，沒留任何私產，他也確實沒有，甚至連遺體也留言讓交醫學解剖，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許人們給他“立廟”——建紀念館堂或保留故居。他確實方方面面都比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們要去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他，上街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億萬人民有口皆碑。

　　國內外不斷有人把周恩來比作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偉大最杰出最賢良的宰相。每逢看到這樣的文章，我便想起了從延安到重慶那風塵仆仆，萬里顛簸的一路。毛澤東感懷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周恩來不感懷。秦、漢、唐，歷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了張良、蕭何、諸葛亮。當時我們跟隨他一路而行的3卡車100多人，誰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這其中的無限含義，即便今天仍無法全部說清闡明。

　　但其中一條簡單的事實我是肯定的：周恩來堅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實實在在的預見，并且勇敢、自信、明智地為自己選定了位置。說這個話時，我不能不聯想到五年后，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飛同志遇難時的一幕。后面我在周恩來的四次痛哭里將講述那個過程。當“4·8”遇難的電報打來時，周恩來為葉挺、王若飛、鄧發、秦邦憲等烈士痛哭失聲，曾講：“……特別是若飛同志，我們在法國，朝夕相處，這個人，品質非常好，是難得的人才和朋友……我們配合得好，他要不犧牲，建國后當個常務副總理，可以為我分勞多少……”

　　周恩來比斯大林、米高揚更早看出自己能夠擔任總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領袖們》的中文版，里面寫有這樣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曾說，‘在毛澤東面前，周恩來好似一位笨拙的秘書，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國會議員。’很難想象舉止優雅的周恩來會是笨手笨腳的樣子……”

　　尼克松難以贊同田中角榮的話，我們國內卻有人贊同，甚至更夸大其詞。什么原因呢？

　　非“同志關系”的人這樣講不足為怪，“同志”中有人這樣講，其中大約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有些好心人，對總理感情深的人幫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已是公認，于是，出于熱愛便有人總想把總理摘出來。總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決斷，以為對黨和國家，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有好處的。但這些好心人找出各種似是而非的“根據”，硬要把總理的深信和擁護說成違心，把贊同說成屈從，把尊重說成讓步。這樣做的結果，總理對“文化大革命”應負的責任，其實是摘不掉的，反而把總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則和勇氣的人，這就從人品上損害了總理。豈不是適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歷史的人，最終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個人迷信，把天下功勞都歸于毛澤東，錯了。此后功勞是大家，錯誤全推在毛澤東身上，又錯了。為什么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講點實事求是的真話呢？“文化大革命”開始那段時間，沒聽說有幾個人反對，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還真心喊萬歲呢。各省市自治區的問題都是總理主持處理的，要說錯了，總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會首先站出來承擔責任。生前全黨就一致公認，他是最富自我批評精神的一個，從不推諉責任。

　　第二種情況是，一些政治上淺薄的“中才之人”，清談之士，喜歡自以為是地夸夸其談。他們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沒有一件事不會發議論。“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后，周恩來逐漸看出一些問題，特別是到后期，他對毛澤東為防止在中國出現修正主義所采取的步驟與措施產生了懷疑，越來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圖采取一些補救措施。于是，這些“中才之士”雖然從未進過政治漩渦，卻在那里指手畫腳，把總理的韜略說成不敢冒沖突的風險同毛澤東正面交鋒，把顧全大局埋怨為不敢像彭德懷那樣摔帽子罵娘，把堅強的黨性和服從組織決議說成缺少獨立和個性。

　　中國共產黨能奪得天下，靠的是黨組織的力量，而不是每個黨員的“獨立”“個性”。即便是錯誤，也必須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否則就不能保證正確時的全黨服從中央，就無法步調一致，就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難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審查干部時，再大的錯誤，只要是執行組織決議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賬算到他個人頭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則后患無窮，黨將失去統一的意志和力量。

　　五千年的歷史證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難改變思想。跟他們共事容易建功立業。打天下的共產黨人，或者是經天緯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識的“老粗”“下愚”，過去的八大軍區司令沒幾個有文化，他們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團結奮斗，成就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卻什么都知道一點，這種人難有自知之明，個個自我感覺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氣；清談起來一個比一個“見解”多，干起來只會抱怨不會克服，任何事都難于同他們合作完成，特別是在危難時刻。正所謂“秀才鬧事十年不成”，那是千古總結出來的至理名言。

　　第三種情況是，缺少一點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