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情重義：周恩來借國共二次合作尋找烈士子女【2】

　　當大家將領導人失散的子女和烈士子弟的名單基本確立以后，再一確定他們的住址，線索又斷了……

　　周恩來沉默了，他知道確定地址比確定尋找名單更難。

　　很多孩子他們只知道姓名，卻沒有確切的地址。特別是烈士的孩子，更不好尋找，既沒有撫養人的資料，也沒有孩子的近況。即使當時有的孩子是由自己的親戚接走，回了老家，雖然有地址，但是時隔七八年，親屬和撫養人為了孩子的安全，隱蔽了孩子的真實身份，不是改名換姓，就是遠走他鄉。再說孩子變化很快，即使他們來到八路軍辦事處門前，也未必能認得出來。最讓人頭痛的是尋找孩子的工作還不能大張旗鼓地公開進行，只能利用以前留在白區的地下黨交通站秘密進行。

　　長期從事地下黨工作的周恩來非常清楚，國民黨的便衣特務也隨時注意著共產黨的動向，各地地下黨尋找孩子的事情一旦讓他們知道了，不僅孩子的安全可能受到威脅，隱蔽多年的地下黨機構也會因此而暴露。

　　“失散孩子中有我們領導人的后代，也有死難烈士的孩子，我們一定要想方設法找到他們，否則我們對不起死難者，無顏去見我們的先人。這項行動各地黨組織要盡全力，但是要絕對保密！孩子如果有親人在延安的，你們可以向他們打聽孩子的下落，讓他們提供可靠的線索。如果是雙烈士子女，我們就想辦法和他們的親屬聯系，盡快將尋找工作落實下去。”周恩來向辦事處的同志鄭重交代。

　　已經取得合法地位的共產黨又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領”，通過地下黨的秘密渠道開始了十分艱苦且讓人備感溫暖的秘密尋找。

　　周恩來尋找革命后代的指示通過設立在武漢的中共長江局，秘密傳達到白區的地下黨組織，各地的秘密黨員紛紛行動起來，到當年疏散孩子的地方暗中查訪。

　　如果孩子在寄養的人家找到，就立即通知周恩來。周恩來再根據情況，或由他派人去接，或是給孩子家中寄去到武漢的路費。孩子到武漢后，一般都先到周恩來住處住下，然后再由周恩來親自安排孩子去延安。

　　尋找工作在地下黨員中緊張而秘密地進行著……

　　在確立這些名單的時候，周恩來的心緒難以平靜，當一個個幼稚的臉龐和死去戰友的臉龐重疊著在眼前閃過的時候，他的內心就像被什么東西揪動了一樣，就好像父親在思念自己失散的骨肉。因為他曾經和他們的父輩們一起出生入死，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特別是那些犧牲在國民黨屠刀下的戰友們，更加令他心情難以平復。他有一種責任，一種不能用血緣來解釋的責任，他一定要找到烈士們的后代，讓那些戰友在九泉下得以瞑目。

　　血緣是生命的延續，是社會賦予的角色，也是一種人倫秩序。然而，大凡超越血緣的延續，往往是追求事業和精神的繼承，是一種人格力量的銘記，一種思想的弘揚。

　　周恩來正是這樣一個以超越血緣親情的范疇來處理個人感情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