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文革”時期周恩來的兩難處境

　　周恩來是20世紀的偉大政治家之一，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他對人民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獻身精神，他精力充沛地解決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他謙虛謹慎、周密細致、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一直深深地留在億萬人民的心里。

　　“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困難的時期。這以前，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里，他幾乎一直處于斗爭漩渦的中心，不知經歷過多少狂風惡浪，但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特殊而艱難的局面，他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中間許多棘手的兩難處境，也許是后人根本難以想象的。

　　在談這個問題時，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兩段話很值得注意。一段說：“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里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也就是周恩來當時所處的客觀環境。另一段說：“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于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這里是集中全黨的意見，對周恩來在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所作所為作出的公正評價。

　　應該承認，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事前，他沒有參與“文化大革命”的醞釀和準備，是被動地卷入這場運動的，對許多事情感到難以理解。但最初當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也有它的黑暗面，特別是干部中存在嚴重脫離群眾、甚至同群眾相對立的現象，需要“找出一種形式”，放手發動群眾，“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時候，周恩來是擁護這種主張的，盡管他對當時出現的許多嚴重違反政策的行為并不贊成。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它所造成的災難性惡果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出來。周恩來比較早地察覺到這些問題，十分憂慮，力圖加以限制或避免。但當時可供他選擇的余地其實很小很小。某種程度上說，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著同毛澤東決裂，然后被打倒。它的后果，不是什么個人問題。在當時，不僅于事無補，而且前面所說“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哪一條都做不到。對黨和國家、民族懷有那樣強烈責任感的周恩來，怎么可能不顧這一切而任意行動？另一種選擇，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時還得違心地說一些話和做一些事，這對他是一種十分痛苦的選擇，但不付出這些代價，就不可能發揮這些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些話是值得反復玩味的。它正是周恩來此時此刻內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我們還可以看看鄧小平、陳云的評論。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陳云說：“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設想。”他們兩人在“文革”中都身處逆境。他們能夠真正地理解周恩來的用心所在和他那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到粉碎“四人幫”條件成熟時，周恩來在不求人諒解的情況下默默地所做的一切，都發生了難以估量的作用。這種韌性的戰斗，豈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如果要周恩來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拒絕做任何違心的事情，又能夠做到前面所說的這一切，這種話講起來固然痛快，其實完全是不切實際的空話，講客氣些也只是“書生之見”。

　　有時還聽到一些說法：周恩來當時為什么不這樣做或那樣做，并且據以對他提出嚴厲的指責。其實，那樣說的人也許只是以小市民的市儈心理，去忖度一個他們根本無法理解的肩負國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家在危難時刻所作的衡量和選擇，跟事實的距離未免太遠了。至于那些從敵對立場或自己的陰暗心理出發，所作的歪曲描述，就更不值一提了。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并不是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說的每句話、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確的，都是無可非議的。像對任何偉大的歷史人物一樣，后人盡可作出這樣那樣的評論。但有價值的評論首先要對被評論者有一個合乎實際的了解。記得西方有位哲人講過：我不怕后人批評我，只怕后人誤解我。這話講得很深刻，因為建立在誤解基礎上的批評，當然是毫無價值的。周恩來是20世紀的偉大政治家之一，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他對人民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獻身精神，他精力充沛地解決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他謙虛謹慎、周密細致、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一直深深地留在億萬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