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博古的一次長談：我們都不適合做統帥

　　編者按：《黨的文獻》發表文章《再論遵義會議——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文中記述，遵義會議前后的兩次重要談話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其中，“周博長談”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對推動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現對文章摘編如下：

　　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高度評價了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其中，《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所謂“生死攸關”，是因為長征出發時中央紅軍有8.6 萬多人，過前三道封鎖線損失了2.2 萬人。湘江戰役異常慘烈，又損失了3 萬多人。這是人民軍隊自創建以后受創最重、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戰役。廣大指戰員無不對紅軍的前途和命運擔憂。伍修權在《七律·歷史轉折》詩中嘆道：“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中央紅軍幾乎陷入絕境。然而遵義會議后，紅軍漸漸由被動轉入主動，使國民黨圍堵之軍疲于奔命。同一支軍隊，局面完全兩樣，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主要在于遵義會議促使地轉變。

　　此前的中央領導核心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形成的，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沒有進入中央書記處，不參與中央決策。長征的開始階段，盡管毛澤東是“跟著走”的狀態，但他不時地向有關領導人提出建議，以改變長征過程中的被動局面。紅軍在湘江戰役受到重創后，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采納了他的意見，這個時候毛澤東實際上參與了中央決策，可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的，還有兩次重要談話。一次是遵義會議前的“張王橘談”。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老城東門內橘林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隨后這個信息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毛澤東出來指揮。這為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作了輿論準備。

　　另一次是遵義會議后的“周博長談”。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博古，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對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村子進一步改組中央時，周恩來同他有一次長談。周恩來的談話推心置腹，大意是：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了軍隊，但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對毛澤東，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這個大局。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史稱的“博洛交權”，張聞天成為一把手。

　　張、王、周，特別是周，對于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這時不是一把手，為什么說他成了領導核心呢？還是如周恩來對博古所說的：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起到了這個作用。正是基于此，我們可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